展览动态
NEWS
在敦煌莫高窟展出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距离闭展仅余四周时间。这个全球首次以吐蕃为主题的文物大展，展品珍贵、内容宏富、视野广阔、规模盛大，对丝绸之路文明及亚洲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在展厅，远道而来的参观者流连其间，感慨于展品的精美，他们说，“这种规格的展览，我估计一辈子也只能看到这一次”。
这确实是一场难得一见的大展。国家文物局亲自协调指导，中美联袂举办，有着专业研究和展陈团队的敦煌研究院，与致力于高端艺术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的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强强合作，携手来自海内外三十家文博机构和私人收藏，奉出多件套精美文物，立体呈现吐蕃时期文化艺术的历史面貌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互动。
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为本次展览贡献出了近四十件套精品文物，包括7至9世纪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丝织品、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这些展品皆是首次在华展出，大部分更是首次公开展出。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青海都兰博物馆等国内二十多家考古文博机构，慷慨奉出了诸多国之瑰宝。此外，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阿勒萨尼收藏等海外机构也为此次展览贡献了精美文物。
整个展览分为七个单元，分别是“王朝的黎明——史前的青藏高原”“吐蕃登上历史舞台”“贵族盛装和礼器”“贵族营地——丝绸和金器装饰的帐篷”“贵族飨宴”“贵族狩猎”和“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依次讲述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融在吐蕃贵族生活各方面的体现。
第一部分
王朝的黎明
——史前的青藏高原
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吐蕃的“史前史”。这段时期，青藏高原中部形成了不少小规模的部落，战事频仍中，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活跃。
重点文物
随葬动物纹金面具
象雄王朝，2世纪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收藏
这件出土于西藏阿里地区、来自公元2世纪的象雄王国的金面具，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面具周边有多层织物。面部刻出眉、眼、鼻，冠部和面具有红色颜料勾勒的刻痕。以黄金面具作为随葬品这一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欧亚大陆范围，可见当时的青藏高原地区已经开始融入欧亚文明。研究认为，早在距今—年前，西藏西部地区已经与新疆、南亚次大陆联系紧密，并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产生互动和交流。
第二部分
吐蕃登上历史舞台
吐蕃时期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称为西藏史诗般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吐蕃在军事上处于鼎盛期，控制了青藏高原及其以外的广袤区域，并与周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接触，迸发出强烈的创造力，形成了一个辉煌的创新时期。西藏后来的许多社会、政治、技术以及宗教基础，都在这个时期得以奠定。
重点文物
步辇图卷
唐代阎立本作（-）
绢本设色，长厘米，宽38.5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是一幅反映唐初汉藏友好交往的著名历史画。贞观八年（年），吐蕃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臣到长安，向唐王朝求婚联姻，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年）春天，松赞干布派相国禄东赞到长安来迎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带去很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随行的还有各行业的工匠，对于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阎立本以此为题，描绘了唐太宗在宫内接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唐太宗端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步辇上，另有三名宫女分别在前后掌扇、持华盖。他面前站立三人：最右者，身穿大红袍，是这次仪式的引见官员；中间是禄东赞，拱手而立，发型和服饰与中原地区不同；最左为一穿白袍的内官。画作线条细劲、纯熟，设色浓重、鲜艳，是一幅极富表现力的工笔重彩人物画。画家阎立本很可能是这次历史性会见的目击者，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极为真实、生动。唐太宗的威严，使臣禄东赞的谦和，引见官员和内侍的恭谨，年轻宫女的天真活泼，汉藏民族不同的气质，都跃然绢上。
第三部分
贵族盛装和礼器
在欧亚大陆西部，丝织品、黄金白银一直被视作外交贡品。《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份吐蕃赠予南诏的礼品清单，包括：金冠、绣袍、金宝带、金丝帐榻、华盖、马鞍、日用器皿、珍珠、地毯、衣服、骆驼和马。
尤其是奢侈的金银器皿，在外交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几乎所有的外交信函都附带金银器，尤其是执壶、大浅盘和杯子。四川大学教授霍巍曾经在论文中摘录了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Schafer）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的话，对吐蕃金银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
重点文物
绣宝座上戴皇冠的国王形象纹织锦
中亚，7世纪中叶至8世纪
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
这件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的织锦呈九十度扇形，边缘装饰着窄条带形虎斑纹。织物上的图案精细入微，开着奇异大花朵的树木下部缠绕着葡萄藤，藤上还有成串的葡萄。树木之间是高坐王座的国王。国王的袍子密布着八瓣花朵，还有美丽的边饰以及成排的珍珠，其脚下的足榻镶着珍珠。国王头戴王冠，他尖尖的山羊胡及髭须与卷曲的头发形成鲜明对照；耳朵呈红色，耳垂上戴着硕大的耳环。
联珠纹对鸭纹童衣及靴子
吐蕃时期（–），8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这件童衣是用来自粟特和唐中原地区的不同丝绸制成，很可能是为某个吐蕃贵族制作的。据四川大学的霍巍教授介绍，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极为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其图案纹饰和颜色，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流行的“联珠团窠对鸟纹”，这是起源于萨珊波斯的典型粟特风格。直领式左衽小衫与素面青色织裙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衣物的式样和所配的裙、袜，又深受唐代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和流行风尚，丝路上的文化交融，在此得到非常立体地展现。
第四部分
贵族营地
——丝绸和金器装饰的帐篷
吐蕃赞普和主要氏族首领，有举行年度集会的传统。集会一般将朝堂设在装饰精美的毡帐里。毡帐之庞大，可以轻松容纳一百多人；毡帐之富丽，常饰以金银器和丝织品（尤其是丝绸），富丽堂皇，极尽奢华，因此也被称为“金帐”。在中世纪的欧亚中东部地区，“金帐”被广泛的视作王权的象征，如吐蕃人、突厥可汗、阿巴斯哈利发都采用这种习俗。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钦察汗国，也用“金帐”象征权力，所以也被称为金帐汗国。
重点文物
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
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这件黄金胡瓶因其华丽精美无与伦比而享有盛名。它代表了吐蕃王朝鼎盛时期的力量与精神，在艺术上也标志着一种独特的浮雕式金属工艺的形成。其制作工艺精湛绝伦：先分别用一整块金属片制造卵形瓶身（包括瓶颈和瓶口）和八棱形足部，再将其焊接起来；然后单独锻制把手和孔雀形端饰，将其接到瓶身上。主体装饰完成后，再加锤打和磨光，使凸起的动植物纹样更加精细；然后用小型冲凿将人物轮廓线錾刻一遍，再加磨光，使图案更加精美。在收尾阶段，艺术家还要在宝石座上嵌入绿松石，形成纹样。
整件金胡瓶造型独特，制作这件胡瓶的粟特工匠别具匠心地融合了萨珊、中亚和唐朝的样式。金胡瓶上动物或腾跃、阔步行走、直立咆哮，或倒于狩猎者箭下，舞于草原之间，翔于天空之上。每种动物主题都是根据器物的类型、功用及其拥有者的要求加以设计和布局，以表达不同的特定意义。
这两大幅中亚团窠对鹿纹挂锦，堪称世所罕见，代表了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第一件挂锦来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的收藏，高近2米，宽1.6米，上面绘有异常硕大的团窠纹样，这种需要横跨织机方能织成的图案，足见当时织造技艺之精湛。图案上的两只鹿立在生命树两旁，长着漂亮的枝形角，身上布满点纹。圆形纹样的边框外，附有一圈半圆形装饰，上面绘有公羊等动物依次奔腾而过，形态栩栩如生。
第二件挂锦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高2米，宽1.7米。作品采用了双鹿面向生命树的主题。画面中，双鹿均以后腿支撑身体，正在吃树枝；其铲形角表明它们是波斯特有的黄占鹿（即扁角鹿）。双鹿的图案用浸透染料的八根纬线起花，再与经线交织，这里的八根是目前所知最多的织锦纬线数，这种高超的织法可保证织锦的结构密实坚韧。主体图案外的边廓，是由一系列小圆圈等要素组成的圆环，每个小圆圈中都有一只动物，种类不下十种，包括大象、鸭子、山羊、牛、熊、狮子、单峰驼、公羊、驴和老虎。挂毯四角绘有牛科动物。在机织丝绸上表现如此宏大且复杂的图案，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堪称绝技。
第五部分
贵族飨宴
在建立王朝的过程中，吐蕃赞普及其政权利用某些仪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威。联姻、进贡、飨宴以及狩猎都属于王室的盛典。盛宴不仅展示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是通过立誓效忠来表忠心、巩固权力的正统性，并由此创造出一种精致华丽的物质文化。
俄国学者马尔沙克（BorisMarshak）先生认为，吐蕃金工浮雕上所用动物图像，互动、嬉戏、舞蹈、追逐等不同姿态和主题，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和文化寓意。这些图像实际上是一组护身符，每个护身符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彼此组合在一起后又呈现出新的含义。
重点文物
贵族宴饮纹银盘
粟特，8世纪晚期至9世纪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此盘描绘的是萨珊王朝时期的皇家宴会场景。盘中的乐师形象是粟特画像中的常见元素，统治者所坐的地毯，也具有鲜明的粟特艺术特色。作为商人和使节，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掌握多种语言、精通多种文化，熟悉不同的朝廷礼仪、习俗和物质文化，往来于拜占庭、波斯、突厥、吐蕃及中原地区之间，将多元传统艺术相融合，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贵族文化。
神兽鸟鱼纹鎏金银鋬指杯
吐蕃时期（–）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这件吐蕃银杯模锻出四个四曲花形边框，上面浮雕着作袭击状的狮子和神鹿，交替填充着四个边框。两种动物的形态均表现出唐朝艺术的影响。拇指垫上浮雕一头狮子，与粟特艺术品类似。把手与杯体上的动物纹，只有细部经过鎏金，其他部分裸露银胎本色。
在杯子内部，有一组颇有意味的图像。一螺圈旋形鎏金线条，代表水；里面有三条鎏金鱼儿，第三条鱼身体扭曲，头朝下漂浮着，可能已经死掉。印度和粟特文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聪明鱼儿的故事”，这只杯子内部描绘的场景，正是这个故事的图像版本。
这个故事的粟特版情节如下：一汪即将干涸的水池里有四条鱼。其中，最聪明的鱼有一千个点子，次聪明的有一百个点子，其次的有十个，第四条只有一个。第四条鱼发现池水正在减少，便跟另外三条说了危险将至，然后逃走了。但是另外三条渊博的鱼都对这个忠告嗤之以鼻，因为都觉得第四条鱼不如自己聪明。于是它们留了下来，死掉了。它们象征着伪智慧和高傲。
或许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杯子上整套图像的意义。在狮子追逐神鹿的场景中，狮子因其英勇而成为王室的化身，神鹿是女性贵族的象征，鸳鸯在汉文化圈里象征着夫妻的一生忠诚。这样看来，这件鋬指杯也许是为婚礼而订制的，赠予者把这件礼物和他的善意忠言送给了即将结婚的朋友，希望朋友谦逊为人、珍视常识的价值。
第六部分
贵族狩猎
同飨宴一样，盛大的狩猎也是当时欧亚大陆最负盛名的社交活动。狩猎不单是猎取食物的方式，更是军事阶层展示其骁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和统御能力的机会。狩猎饰品上强大的动物形象象征神性和王权，其所有者也被认为能拥有动物的高超能力。
托马斯阿尔森（ThomasAllsen）在其著作《欧亚地区的贵族狩猎》（TheRoyalHuntinEurasia）中说，要想正确理解贵族狩猎，就必须考虑动物在人类文化史中的意义，它们是护身符，是身份的标志，甚至是智慧的来源和人类行为的典范。“成功狩猎者的力量常常来源于被其征服的动物。威猛的神兽只能被神勇的人杀死。”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战士死后都会和他们装备齐全的马匹埋在一起，人们相信，骑手离世后需要骑马抵达最后的归宿。
重点文物
三彩马
唐代（—），8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这件唐三彩马是现存的黑釉三彩马中公认的代表作，表现的是体型较高的中亚快马。手制皮鞍垫与马体贴合巧妙，马具精美的质地和纹理、系带上的杏叶细致入微，无不展现出高超的工艺。中亚马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竞相获取的马种，唐代诗人和皇帝创作了大量诗篇，赞美中亚马的英勇、活力和速度，如诗人陆龟蒙就曾写过：“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当时，骑马是上层人物的身份标志，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尤其是唐朝，更是把这种马当成国家力量的象征。
鎏金银马具一套（81件）
中亚或吐蕃，8世纪晚期或9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马鞍上，一条华丽的系带绕过马胸、马臀，应该还需要连接一条绕过马背的腹带，帮助固定篮子或其他用具。所有包片和覆板都用同一种工艺制成——贴在木模上，再加冲凿。
巨大心形垂饰表面被两头狮子占据，它们后足直立，张着嘴，大概在打斗。在表现方法上，狮子头部采用俯视，后足和舌头用侧视。与前爪同一方向伸出的舌头是尖的，这是粟特传统中的一个特点。
第七部分
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在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内亚的丝绸之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仅表现在商业和文化交流上，还涉及哲学与宗教观念的传播和改革等方面。在内亚的许多地方，佛教的地位由此稳固确立并得到广泛传播。这些区域的主体语言属于印伊语族，有关梵文的知识传播得相当广泛，尤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佛教僧侣中。吐蕃在军事上对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的征服，使得吐蕃人在文化上参与到了更广泛的佛教传播中。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参与和积极互动成为佛教教义广布西藏的重要原因。
重点文物
发髻绘蓝彩的铜鎏金弥勒佛坐像
尼泊尔,吐蕃晚期，9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这尊佛像是尼泊尔早期造像的典型代表，也代表了8世纪服务于吐蕃王朝的尼泊尔人的高超技艺。弥勒佛身上没有华丽装饰，椭圆形的脸、宽阔的前额、温和俯视的眼睛、坚挺的鼻子和收缩的下巴等面部特征，都和加德满都河谷的李查维时期（3—9世纪）雕像如出一辙。同时也展现出印度笈多艺术的深刻影响，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丰满的嘴唇，耳环戴在耳轮中部，以及戴着三个垂饰的珠子项链。
值得注意的是，这尊弥勒造像就似乎融合了吐蕃赞普的外貌。在佛教传入吐蕃初期，佛造像常常带有王室成员的特征。这种有意将神圣人物与政权首领进行融合的做法，源于弥勒身上佛教信仰与政治人物的融合。弥勒不仅是未来佛，还是兜率天的统治者，治下有三万两千名其他佛和无数神、菩萨，他其实就是晚期吠陀和佛教神话中的理想国王——转轮法王。在历史上，第一位转轮法王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这样，在弥勒佛身上就超越了佛教出世与入世的永恒矛盾，把宗教与世俗统一在了一起，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原型，使吐蕃政权成为弥勒对兜率天进行政治宗教统治的人间反映，赋予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吐蕃赞普崇拜佛陀之初，弥勒的地位就得到了确立，后来更得到进一步加强。
释迦牟尼铜造像
印度（比哈尔邦），笈多王朝晚期，6至7世纪
北京止观美术馆收藏
这尊立佛是晚期笈多造像的代表作，呈现出鹿野苑和秣兔罗艺术的特征，更明确表现出尼泊尔曼陀罗与艺术家间的互动关系。立佛袍子上的透明丝绸状褶皱贴身下垂，是秣兔罗艺术的代表性特征；面部和身体部分制作得非常精致，则体现了鹿野苑艺术的强烈影响。佛的指间明显呈蹼状，这一特征在印度早期雕塑中很常见，可以追溯到贵霜时期制作的青铜像。蹼状手指在印度很快就消失了，不过它却在尼泊尔继续延用了一个半世纪。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围绕着唐朝、中亚、波斯和地中海等中心，对雪域高原的古代吐蕃叙述较少。此次展览则生动讲述了吐蕃如何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文化的精华，并逐渐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历程。在展览中，你可以看到吐蕃如何学习大唐先进的政治体系、占星术、医学和文化艺术，如何从印度引入佛教，从尼泊尔聘请工匠，如何使中亚绿洲国家的医师、学者和工匠艺人成为宫廷活动的参与者。
展览中展出的金面具、珠子及丝绸，均印证了吐蕃与唐中原文化以及萨珊、粟特文明的融合，并由此衍生出吐蕃时期颇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主办方希望通过展览与海内外观众共同见证这样一个史实：是丝绸之路沿线诸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以及东西方的多样文化，造就了吐蕃文明的传奇。正如此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博士（DavidPritzker）所说，集中呈现7至9世纪吐蕃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互动角色，这次展览可谓首开先河。
镶嵌绿松石玛瑙水晶的胸饰
作为此次展览主办方之一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的主席，汤姆?普利兹克先生不仅是商界、国际事务及社会公益领域的杰出人物，还是一位对藏学历史和考古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在过去四十年里，他与夫人玛格普利兹克（MargotPritzker）及儿子大卫普利兹克博士坚持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地区进行田野考古踏查，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外，普利兹克艺术基金会与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等机构合作二十余年，为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他们把这场普利兹克艺术首次举办的、全球唯一的国际大展放在了中国，放在了敦煌。他们对这次展览充满期待，希望基金会与国家文物局以及中国文博机构之间的持续合作，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千年丝绸之路文明交融、文化互鉴带给我们的启悟。中美虽相隔万里，但两国都是兼容多元文化的国度，友好交往的历史已逾百年。在中国70年国庆及中美建交40周年来临之际，这样的文化交流盛宴，也旨在促进友谊的薪火代代相传，交融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正如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王旭东在展览前言中所说：“相信文物多元的、世界的、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多元文明的相生相长、偕行共进，让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展览现场
扫描图中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22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