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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垦殖的规模无法做到全区域的时间轴梳理和跨区域的纵向比较。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旨趣却决定了必须进一步理清区域内部的垦殖过程,去探索大区域内部是否存在小区域差异,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垦殖特征进行探析和展示。因此,将依据地形地貌和水资源特征对西北地区的土地垦殖进行小区域论述。随后,选取土地垦殖占比最大、时间轴连续性最好的关内道地区为例进行更小区域尺度的民间垦殖分析。

渭水流域垦殖区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渭水源自陇右渭州首阳县的鸟鼠山,其流域跨越陇右道东南部和关内道南部地区。在陇右道地区,渭水主要流经岷州、渭州、秦州;在关内道区域,渭水及其支流主要流经原州、陇州、泾州、岐州、庆州、宁州、邠州、延州、廓州、坊州、同州和京畿道等州县,是关内道地区极为重要的河流之一。

渭水流域的地形以山地、黄土高原为主。源头附近的渭州、秦州一带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界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河谷为主。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本区域内山的数量较多,主要有幡冢山、朱圉山、大小陇山、瓦亭山、鸟鼠山、安都山、龙马山、峻崛山等十余处山,几乎每一州县都有数处记载。即便是现在,这里的地形仍然是以山地为主。

渭水流经的关内道地区则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区。流水侵蚀与堆积地貌在本区域随处可见。京畿地区附近是地势较为低平的关中平原。以关中平原为中心,南部地区是秦岭及其北坡的延伸山脉,这些仅仅是“名山”,北偏西方向还有较为著名的还有子午岭、六盘山等山脉。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本区域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系列“原”的存在及其变迁。

在长安附近,因为历史记载较为详细,目前已经被学界研究清楚的龙首原,就涵盖或毗邻了长安、万年两县境内的少陵原、凤栖原、鸿固原、毕原、白鹿原、长乐原、青龙原等较小的原。在长安的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则有董志原、周原、晋浩原等比较大的原。

上述一系列原的范围及其古今差异演变,史念海先生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以此为基础来推断整个黄土高原地区原的变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唐代前期关内道地区的原远比现今要完整、广阔,到唐代中后期,许多原已经被流水冲刷侵蚀的不复唐以前的规模,其原因之一便是植被覆盖率的减少。

按《水经注》的记载,泾水、洛水、芒水、涝水、豐水、瀰水等河流是渭水的主要支流。到唐代的时候,上述这些主要的支流仍然是存在的,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河流的侧蚀和下蚀尤为严重,众多支流河道的摆动情况暂时无法详细复原。但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径流量变化的变化,史念海先生已经做了极为详细的考证。史先生通过渭河流域航运的变化情况来推断历史时期渭水的流量变化,他认为唐代时期渭水的流量和前代相比已经大为减少。

虽然渭水流域内的水资源在时间尺度上变化幅度较大,但与关内道的其他地区相比较,该区域的水资源仍然是相对丰富的,数量众多的二、三级支流在此无须赘述,单就流域范围内在史料中出现较多的水利工程的记载就可以窥知一二。

由于地势较为平坦开阔,加上该地区的气候较为适宜农耕业的发展,从先秦到唐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本区域都是极为重要的农耕区。因此,与农业生产相配套的水利工程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本区域的水资源及其变化情况。

本区域的水利工程多以渠为主,间有陂、泽等稍加人工改造的湖泽。以湖泽为例,该区域内湖泽的规模也远比关内道北部地区要大,在数量上则以京畿附近为最多。如兰池陂、百顷泽、马牧泽、清泉陂等湖泽,其规模小的方圆数里,大的则有数百顷。这些湖泽和渠道一样,除了同州地区靠近黄河的通灵陂之外,大多数都是以渭水及其支流为主要水源而修建的。

因此可以从这些渠道的灌溉能力来看渭水流域的水资源状况。以郑国渠为主的郑白渠系统在永徽六年(年)的时候能达到一万余顷的规模,即便到大历年间因为碾硝的原因而影响到渠道的流量时,仍然能灌溉六千二百余顷。

如果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大量碾硝的设置也正是当地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一种侧面表现。由此可以看出整个渭水流域内水资源是较为丰富的,所以才能为唐代及以前的王朝在这里建都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唐初定都长安之后,关中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就承担了唐王朝统一战争的“后勤保障”职能。如前文所述,唐高祖在武德三年(年)把关中及其附近的十二道改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据此推测,关中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在武德年间应该普遍存在军事屯垦的现象。武德年间华州、同州的几则史料也验证了这个结论:华州的下邦县“东南二十里有金氏二陂,武德二年引白渠灌之,以置监屯”;同州的韩城在“武德七年,治中云得臣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监屯"一职是专门为各州县进行屯垦所设;“治中”则是武德元年(年)由行军司马“改赞治曰治中”而来,“行军司马,掌弼戎政。

居则习搜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精、军籍、赐予皆专焉”,从有军事职务的官员涉足屯垦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武德之际的屯垦是与各军的设置是有莫大关系的,换言之,武德之际关中地区的屯垦在空间上与十二军的分布范围是大致重合的。

贞观之际,唐廷的疆域范围已经大大拓展。“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増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模粮,牧使以娩羊马”。

短时期内对粮食需求极大的军事行动已经远离关中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到达今青海、新疆等地,如果仍然转运关中地区的粮草则显得得不偿失,就地屯垦也就成为解决军粮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贞观中,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多地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太宗时期,在平高昌、破吐谷浑、定东突厥政权之后,军事行动的前锋已经直指河湼、西域地区。正如上文所引史料所言,唐廷在陇右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畜牧业,设置牧使管理养羊、羊马之事。关中平原的军事屯垦也随之转移至陇右以西。那么,与关中平原毗邻的陇右地区是否存在屯垦的情况呢?

唐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太宗朝以后,陇右地区已经成为唐廷对抗吐蕃政权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是驻军数量还是局部冲突的次数都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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