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儿让一向“冷门”的考古学“火出了圈”。虽然被不少网友质疑“没钱途”，但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前辈纷纷发声“撑她”，让钟芳蓉瞬间成为考古界的“团宠”。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界的另一位“大咖”，他将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考古传奇揭开考古学的神秘面纱。
霍巍，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去看看，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
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顿时兴奋起来。他隐约感觉到，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汉字石”，一定“不简单”。
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块“神石”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
高耸的崖壁下，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因为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当霍巍靠近石刻，发现下部已经残损，铭刻文字更是漶漫不清。
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水，兑化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碑面的酥油。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来，霍巍的手有些颤抖：碑额上，“大唐天竺使出铭”一排五厘米见方的篆书榜题赫然入目。
“嗬！难道是一块唐碑？！”霍巍心跳加快。
队员们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加紧了清洗，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霍巍双眼瞪大：“显庆三年，即公元年，这块碑竟然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多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24行、约多个文字全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碑文大意是，显庆三年，大唐国力强盛，高宗皇帝派遣“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关内良家之子”十数人出使天竺。
使团一路翻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前往天竺。途径吉隆山口时，目睹山河之壮丽，感慨路途之艰辛，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认为非树碑无以记功德，非刻铭无以示威仪。于是，便有了这见证历史的遗迹。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尼（婆罗）古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但长久以来，“蕃尼古道”仅存在于史料记载之中。
“这条路究竟在哪里？”霍巍一直在寻找。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被发现，才证明了这条新路线的存在，同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更让王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就是一片空白。”说话间，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满眼放光。西藏考古三十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压渐增，他笑称“每次从高原下来，‘缓过劲儿’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三十年中，他和“铁杆儿”队友李永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经年”。
从“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史前的“细石器”，比文成公主历史更早的丝绸、茶叶，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金银器、珠宝、香料……不断被探知、发现，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让神奇瑰丽、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不再停留在“据说”、“相传”……
与“孤胆使节”王玄策的“奇遇”
故事发生在唐朝初年。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年），长安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正踌躇满志地清点随从、整理行装。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
四年前，他曾作为副使，随正使“卫尉寺丞”李义表，护送中印度戒日王使节回国。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天竺诸国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
不料，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中印度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阿罗那顺篡位，并自立为王。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略，派兵袭击了大唐使团。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众迎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矢尽被俘，使团所携财物，也被悉数劫掠。
王玄策趁机逃脱，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骑兵和吐蕃1人精锐甲兵，掉头攻打阿罗那顺，大破中天竺军队，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据考证，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石像，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
今天，史学界以外所知王玄策，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这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本，用丰富的想象力，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面，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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